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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由上表可见，球类运动在20世纪初的上海已蔚然成风。伴随西方文化的持续渗透，现代体育作为一种新兴文明形态，于沪上租界迅速兴起。在此背景下，上海精武体育会的创立与发展，与上海租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有着密切关联。该会的创始成员及早期会员中，许多人曾有租界生活经历，或与西方侨社往来频繁。例如，同盟会骨干陈其美在上海组织革命活动期间，就曾长期寓居租界，一方面躲避清廷追捕，另一方面也广泛接触包括西方体育在内的新式文化。此外，精武会首批会员中的徐一冰、杨谱笙等人，本身便是上海推广西方体育的代表性人物，他们对精武体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。早期会员王纬藩则兼具上海万国商团中国义勇队队员的身份，正是经他联络，精武会得以租用万国商团中国义勇队旧址设立第二会所；该所“地邻租界”，自然易于受到租界风气与西方体育文化之浸染。这一切使得精武体育会虽根植传统武术，却从一开始就带有开放、融合中西体育文化的特点。

　　精武体育会秉持“乃武乃文，唯精唯一”的宗旨，以“强国强种”为使命，积极将各种西式项目纳入实践范畴。该会于1909年创立精武体操学校，其后活动范围不断扩展，逐渐兼容现代竞技项目。1916年，中国精武体操学校迁入新会址后，正式更名为“上海精武体育会”。精武会创始人之一陈公哲提出，“运用武术以为国民体育，一则寓拳术于体育，一则移搏击术于养生，武术前途方能伟大”。这一理念强调武术应超越技击本身，融入体育教育乃至国民身心塑造的宏大格局中。经综合考量，精武会最终以“体育会”定名，既规避了政治敏感，也彰显出以武术为根基、倡导体智德三育并举的远大愿景。上海精武体育会由此正式确立，并以此为起点，逐步发展成为融合传统武术与现代体育、弘扬“爱国、修身、正义、助人”精神的重要民间体育组织，开创了精武事业的新阶段。这一举措不仅反映了上海体育界对西方竞技文化的吸收与融合，更体现出以体育提振民族体魄、回应时代需求的积极尝试。（陈公哲:《精武会五十年》，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）

　　乒乓球队则为精武会早期成立之队伍，却命运多舛。在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后，队员离散，发展陷入困境。虽经李龙标、李国贤等人苦心经营，仍未能形成系统组织。后来得到卢文典、军雨亭、李子祥、陈建勋等人的支持，队伍在不景气中迎来转机。在征求队员的过程中，精武会总干事黄维庆提供了精神与物质上的协助，队伍事务日益发达，队员也逐渐增多。1933年，队伍先后参加了“岭海”、“华美”和“香槟杯”等锦标赛，均取得良好成绩。队员中如李龙标、李国贤、李润存、梁达耀、梁观永等，均为当时上海乒乓界佼佼者，个人技战术水平出众，比赛经验丰富。得益于林继宗的诚意资助及各的热忱支持，精武会乒乓球队最终得以在上海乒乓界占据一席之地。

　　足球作为我国南方传统优势项目，素为精武会所重视。有学者认为精武会至迟在1913年就有了自己的足球队，但并无直接证明。目前发现精武会在1910年代已经参与足球比赛。1924年时，精武会足球组同样于每周六、日下午在提篮桥操场开展训练与比赛，由主任谭瑞和主持召募与训练工作。1928年时又重新组建新球队。精武体育会会员众多，其中擅长足球者不在少数。为加强训练，会员陈庆华等人召集志同道合者，组织成立了一支新的足球队，将与精武会原有球队共同开展训练。新队已聘请朱曼华担任顾问，陈昌言、愿德荣二人代理教练职务。据悉，报名加入新队的会员已达三十余人。4月19日，新队在中央大会堂召开成立大会，现场将队员分为蓝、黄、白三队，并计划从各队中推举负责人，进一步完善组织架构。

　　除常见球类之外，精武会对排球运动亦积极推广与研究。《精武》杂志曾刊文推介：“排球又名队球，乃夏日球类最有兴味之团体运动也，惟本会初习者未谙其法，手指时被球触伤，咸视为畏途，遂致中途而止......排球毫无危险，练习颇易，其手术不过六种耳，即发球、传球、举球、击球、垫球、救球倘每排依法各司一职，历三四星期之久，即可成一排球队，出而与人竞赛。”1924年组建的精武排球队以研究排球技术、提倡体育运动为宗旨，当时暂定二十四名球员。每周二、四下午五时；周六下午四时；周日下午三时在提篮桥精武总会、横浜桥福德里第一分会操场训练凡精武会会员均可报名加入练习。除一次性缴纳报名费五角外，免收球费及其他费用。加入球队的队员须服从主任指挥，并互相团结友爱；爱护队中公有物品，如有故意损坏或遗失，须照价赔偿；如有行为不端或屡次违反队规者，由庶务处通知其退出队伍。

　　从上述球队训练和安排来看，上海精武体育会立足时代前沿，不仅致力于融合传统武术各家流派，打破门户之见，更积极引入西方新式球类项目，展现出开放与包容的姿态。该会深受租界体育文化熏陶，主动学习并吸纳西方现代体育理念与组织形式，从而深刻体现出近代上海“有容乃大”“海纳百川”的城市文化气质。与此同时，华人社会对西方体育的接受与认同，也为精武会推广现代球类运动奠定了社会基础。精武体育会在引进西方球类运动的过程中，逐步实现了从单一项目模仿到系统化、组织化管理的跨越。该会立足球等现代体育项目，并将其纳入“强国强种”的体育实践之中。精武会不仅建立起规范的教学与训练体系，还进一步组建专业队伍、举办赛事，标志着其在现代球类运动的发展与应用上日趋成熟。（胡玉姣：《乃武乃文，唯精唯一：上海精武体育会体育现代化研究（1910-1937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）

　　上海精武体育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体育风尚与交流，通过组织及参与各类赛事，积极促进运动技术提升和体育精神传播。例如，1927年底，精武乒乓队在乒乓球联合会举办的“通商杯锦标赛”中，以十比一战胜孔教青年会，夺得冠军。1931年3月，精武会新建设施完善的篮球房，并聘请谭天沛为指导，发起“精武杯锦标赛”，邀请未参与西青或中华篮球房锦标赛的本地团体报名，每队限20人，暂定24队名额。赛事旨在以技促交流，以赛积经验。1935年，精武篮球队在上海篮球会乙三部赛事中与衣队交锋。两队此前均保持五战全胜，决赛中精武队以灵活技术见长，衣队则以力量取胜。双方多次战平，最终精武以19:16险胜，获乙三组冠军，上海篮球协进会特颁银盾以资表彰。精武体育会通过组织参与体育竞赛，积极回应“强国强种”的时代呼声。这些赛事成绩不仅是技艺较量的结果，更被赋予了振奋民族自信、促进社会凝聚的深层意义。

　　精武体育会在推动现代体育制度构建方面也表现出前瞻性。1924年4月，精武会发起组建上海排球联合会，联合复旦大学、英华书馆、浦东中学、南华学院、岭南体育会等多所学校与团体代表共同商议，此次联赛在当时上海属首创之举。为充分尊重各方意见，精武会提前拟订了联赛章程草案供大会讨论，最终共同议定五项核心办法：宗旨为增进体育技术、联络体育界感情；参赛资格面向团体及中学以上学校开放；比赛规则采用远东运动会最新制定的排球规则；比赛办法参照八大学足球赛事方法进行；锦标奖励设定银盾一座，由精武会赠予冠军队伍。与会代表普遍希望尽快开赛，联赛筹备工作因而积极推进。会议决定下次联席会议于4月29日晚七时在横浜桥福德里精武体育会继续召开，议程包括确定赛程、抽签分组、场地编排及评判员分配等具体事项。参赛单位可派代表与会登记。这一类制度构建行为，反映出精武会超越胜负之外追求规范化和公共性的体育取向。

　　抗日战争时期，上海沦陷后难民救济工作极为困难。1939年，为协助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筹集夏令卫生经费，精武会特别发起乒乓慈善赛，邀请“大陆杯”冠军“青云甲”队与精武会进行表演赛，并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组织。比赛于7月22日在八仙桥青年会篮球房举行，门票分五元、一元和五角三等，所有收入均拨充卫生经费。至1941年8月，灾童教养所主办大型篮排球慈善赛，特邀精武会在内的多支上海知名球队参赛，汇聚众多顶尖运动员同场竞技。赛事设普通座二元、荣誉座五元，门票收入全额支持该院运营。同年11月12日，在沪星体育会于八仙桥青年会主办的三强慈善篮球循环赛中，精武女子篮球队以34比14战胜沪星队。这些赛事既是体育竞技的舞台，也是公益筹款和社会动员的载体。

　　20世纪初，中国积贫积弱，曾被冠以“东亚病夫”之称。在此背景下，体育竞技的胜利，尤其是在国际较量中战胜强劲对手，成为提振民族信心、重塑国家形象的重要方式。1935年7月底，日本东京大学乒乓球冠军立教大学队来上海挑战，先后击败广东队与琅琊队，势头强劲。7月30日晚，上海精武体育会乒乓球队迎战立教大学队，最终以4:3险胜立教大学队。精武乒乓球队自战胜由日本来沪参赛的立教乒乓球队后，声威大振。1936年时加入“爱乐”组织，分为精甲、精乙、精丙三支队伍。经过数月激烈角逐，精甲与精丙两队于同年与俄侨乒乓球队在中央大会堂进行表演赛，并再次获胜。此类竞赛成绩，被时人视为国家与民族荣誉的体现，体育从而超越娱乐和竞技，成为振奋民族精神的一种方式。

　　近代中国遭遇了“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。自19世纪中期起，外力频繁入侵，一系列军事失败不仅带来深刻民族耻辱，更引发列强瓜分狂潮，使国家陷入空前危机。在这一严峻背景下，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核心议题。伴随内忧外患，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中国，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与“优胜劣汰”的观念凸显了强权主宰的现实逻辑，促使一种强调竞争与力量的“尚力”秩序逐渐形成。在这一思潮冲击下，传统“重文轻武”的观念遭到广泛批判，尚武精神由此兴起，成为民族自救与身份重构的思想资源。在此种民族自觉与尚武思潮的推动下，上海精武体育会自创立之初，便以“强国强种”为使命。通过举办各类球赛，精武会有效吸引了工、学、商等各界群体参与，这种“以球聚民”的模式，不仅强化了体育作为社会纽带的功能，更在实践层面促进了民众的组织化与团结，从另一个侧面回应了近代中国对群体力量与民族凝聚的迫切呼唤。